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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先生（1904年—1998年）的文化渊源深厚，他的外叔祖王同愈就是苏州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画家。先生曾在王家为同愈的小儿女教学二年，和同愈前辈朝夕相处，从此他爱上了版本目录学与书法、金石学。当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潘昌煦、郭绍虞两位教授都是他的长辈，先生常向他们请教文史、书法。顾颉刚先生按辈分，他是廷龙先生的侄儿，而廷龙先生常说，他受颉刚先生的影响很大。
廷龙先生在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被留校在燕大图书馆采访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获得了不少的学问。不久，上海张元济、叶景葵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为办上海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深谙版本目录学而又干练的总干事，于是他们想到了廷龙先生。由于燕大苦留，张元济和叶景葵连写了13封信去邀请，先生才于抗战中，毅然南下，到合众就任。在合众，他从不以总干事身份出现，而是隐身在工作人员间，挽起袖子，来回地借书、还书，向读者介绍版本与内涵。他曾说“合众书库二楼的每一部书，晚上不开电灯也能摸得到”。确实如此，合众图书馆25万册图书，他都一一浏览过。
廷龙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23年中，他对上图的贡献，难以数计，只能举二三事例和读者共享。
顾廷龙（1904-1998）:顾廷龙先生在1957年主编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这是上图自建馆以来唯一的一本书目，它反映了1957年以前上图古籍善本的情况。廷龙先生以上图名义和全国有关图书藏书部门从事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上图负责编辑经史子的一部分，从1989年到1998年，经、史、子、集、丛部相继出齐。若从1977年、1978年就开始算起，整个过程就花了20年。在这过程中，廷龙先生认为既当主编，就要担当责任，因此他始终和编纂人员一起探讨，尽心竭力，重用潘景郑、瞿凤起两位版本目录学专家，20年如一日才得出刊发行，嘉惠后人。所以廷龙先生的得意门生，当代目录学专家沈津说：“这样一项大工程，早十年不行，晚十年也不行，没有一个肩膀能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只有顾廷龙可以担当。”
廷龙先生对文献学的整理收集也是一大贡献。他着重收集家谱、日记、手札、专人档案资料以及古籍稿本、批校本的抢救与收集。还有如账册、戏本、宝卷、哀启、布告、金石拓片、著作稿本抄本、图片照片等，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有了别人所不易取得的资料。他收集资料的思路与方法也是与众不同，他进攻的目标是为常人所忽略的，或是为人所抛弃的，先生却视为珍宝。例如在某个造纸厂中，先生和工作人员一起，从成堆成堆的废纸中爬梳，就获得了数以万计的家谱、文献的珍品，当他们站起来相视对方时，已是满身灰土。尤其在“文革”时期，“破四旧”中先生以下放劳动的“老顾”身份，又和工作人员一起梳理了“抄家”物品，从中理出了更为有价实的资料，充实了上图宝藏。
先生还提出“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持了宋刻《唐鉴》《韵语阳秋》等30余种馆藏珍贵孤本的编印，使这些藏之深闺人不识的“孤本”公之于众。
廷龙先生一生，不仅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不胜枚举，而他的道德品格更为高尚，他可以将自己辛劳发现的资料毫不吝啬地提供他人研发，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收书、编书、印书。”说得那么随便，其实就是他从不张扬的优秀品德的体现。
廷龙先生在上海图书馆任馆长期间，主编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李鸿章全集》等，都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当他编《续修四库全书》时，已届85高龄，编辑5年才出刊，年已90。廷龙先生书法名闻全国，正草隶篆件件俱精，尤其是他的铁线小篆是中华书法中的一绝。每当亲友间向他求墨宝时，总是欣然挥毫，因而在他的亲友家都深藏着他的一份墨宝。
廷龙先生还具有一套领导艺术，那就是不居上，不居功，和他所领导的同事们共同研讨，共同探索。自始至终尊重潘景郑和瞿凤起两位版本目录学大家，并且和他们一起培养年轻的一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