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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今苏州常熟）人。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年）考中状元。同治、光绪帝师。翁氏在朝40多年，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及对英、法、德等国的交涉和近代银行开设、铁路修建、新式大学堂兴办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因卷入“帝党”与“后党”的政治斗争被慈禧太后罢官。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翁氏晚年曾说“写大字，始悟万法不离回腕纳怀，此外皆歧途。”所作行书，笔力沉郁，气度恢宏，别具雍容肃穆之致。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其弟泽闿的书法同学翁同和，中山陵内有些碑是由谭延闿写后勒石的（见1926年第一期《良友》杂志），酷似翁同和四十岁以后所书。谭延闿对翁同和其人其书更为倾服，自号瓶斋，就是取自瓶生、瓶庐之意。谭氏兄弟在现代书法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吉林成多禄为翁同和致尧山将军书作跋语曰：“每观颜书，便觉他人之书有佻弱气。翁书亦然，昔人谓之老罴当道百兽震恐，不虚也。”（转引自韩厉君《吉林近代书家成多禄》，载1991年第三期《书法》他得力于翁同和最多；同邑的赵石亦然，他们都是学翁书后成名成家的。
宣统元年，谭氏兄弟把翁同和致其父的全部信札印成《春及草堂翁帖》，这是首次问世的翁同和书法专集。宣统三年，阳湖陶湘辑集的《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二十一，就有石印的翁同和尺牍八通。李笏得翁同和晚年为缪少村临苏轼《西楼帖》，吴昌硕观后作跋，赞叹为“超绝千古”，“他日当与坡书并垂不朽”，李笏即摹刻拓赠同好，原迹则辗转被庞莱臣以重金购得。听一些老辈说，那时翁同和写的对联，每副值银元四十至六十枚，于是邑中就有好几个人专作假翁字出售，其中以赵石为最著。至于盛传翁同和生前曾嘱赵石捉刀之事，现在的一些知名的掌故专家，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中也采此说。据笔者考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已另撰文驳正。自1920年起，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先后影印了翁同和部分遗墨：《翁松掸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手札》、《瓶庐丛稿》、《翁瓶笙书扇集》、《翁松禅山水人物画册》，为学习翁书的人提供了范本并资鉴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