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寿芝(1869-1937):又名树培,号邋遢僧。生于1869年,卒于1937年,陕西渭南市大荔县西汉村人。早年间家境贫寒,其父蒙师恩与其叔父蒙师善兄弟二人发奋苦读,同时中举,这一奇迹为时人所称道,亦引起朝廷重视,御赐匾额“兄弟同科”。其父蒙师恩中举后,诰授昭武都尉,钦加四品衔,并候选为守备。 寿芝幼年生性聪慧,好读书,酷爱书法绘画。因家境贫寒,没有笔墨纸砚,小小的蒙寿芝把黄土放在瓦盆里和成稀泥以代墨砚,把麻绳的一头扎起来当毛笔,以方砖做纸,写了洗,洗了写,勤练不辍。17岁入同州(今大荔)邑痒(中国古代设在府、州、县的官办学堂),学台(明清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官员)观其习作,大为叹赏,赞之曰:“字盖十城之冠”光绪19年(1893年),蒙寿芝以海防义捐捐官出任山西潞安府长治县知事,任职8年有余。后迁职广东花县县令,在官期间办事公允,勤政清廉,深受绅民拥戴,离任时民众赠送“万人伞”、“万人衣”,并刻奉“分疆化洽,佐治风清”匾额,以褒其政绩。 民国以后,蒙寿芝先后旅居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多年,寄情山水,潜心书画。晚年皈依佛门,事近代著名高僧印光法师门下,自号“邋遢僧”。1936年底,蒙寿芝自沪上遥返故里,沿途各省、地书画界热情迎送,索字求画者应接不暇,回乡后村民好友来访者络绎不绝。清静之人不惯扰攘,一代书画名宿终因颠簸劳累身染沉疴,于次年正月仙逝于同州家中。 和于右任的金兰之交 自青年时代起,蒙寿芝同国民党元老、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过从甚密,笔下结为异姓兄弟。《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书画珍品选》一书,收录有蒙寿芝四幅作品,包括一幅字和三幅画,其中两幅画均有于右任先生题字。一幅山水画中,于右任先生题词为“四山苍翠合,一高贮空庐。无事此静坐,默念胸中书。”另一幅“奇花倚石”画,于右任先生题词为“奇花倚石淡墨写生”(见右图),蒙寿芝与于右任先生金兰之谊于此可见一斑。 蒙寿芝晚年奉佛,民国十九年曾手书《妙法莲花经》数卷,于右任先生在封面上题字并欣然作序,其序为:“寿芝老人幼从庭训,有书名。长仕于晋,入民国后遂专心书画,旅北平及海上多年。其作品老而益精,人争宝之,近以所书莲花经见示,山谷再世,此当首肯。因请其付印,公之于世。书有佛心,所被远矣。” 笔者系寿芝老人曾孙女,至今清晰地记得,“文革”前家里存有许多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作品及信函,然而像其他家藏艺术作品一样,先生的真迹一部分解放前遗失于荔北战役中,其余部分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如今荡然无存。 “邋遢僧”的“痴”与“癖” 蒙寿芝涉猎的艺术领域相当广泛,在绘画艺术上,他花卉学赵之谦,在山水上以石涛为宗。其画风在清初“四王”的基础上略加青绿重彩,从而带上了西北传统画风的浑厚气质,可谓开风气之先。他所作山水、花卉、人物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他平日比较随意,但创作时十分投入,全神贯注,一气呵成。一次画12扇软屏时,他茶不用,饭不思,手不停笔,运毫如飞。他画的是一根草,粗枝大叶,长茎断枝,一条蔓弯弯曲曲地布满了十二页,墨色或深或浅,带有浅黄浅蓝,并以些许绿色与叶花相配,表现出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他常常告诫人们:“人不可无癖”、“人不可无痴”。他的“癖”和“痴”便是对艺术的孜孜以求。 他作画喜用稠墨,另备一杯清水,或先调墨,或先调水,自有其妙用。他画四吊时有这样的口头禅:“倒画菊花踅撇竹,四面能画干枝梅,蹴下随意画兰草”。他常常在精致的花瓶、茶具、酒杯等器物上画下各种图案。他的“中秋月”、“春雨游园”、“百寿图”、“风吹乱梅”、“风吹牡丹山楂”、“枇杷”等许多绘画作品都堪称艺术珍品。当代著名书法家吴三大先生在为《蒙寿芝书千字文墨迹》一书所作的序中有这样几句:“其画风古朴高雅,自成天趣,食古而不泥古,独创自我天地,每每落笔无不惟妙惟肖,令人过目不忘,可谓神情至矣!一时名噪京华沪上。” 蒙寿芝不仅具有极深的绘画造诣,其书法上追汉魏,下涉唐宋,真、草、隶、篆、行五体皆精,并喜金石,尤擅篆刻。原于右任书法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书画研究会会长刘念先教授对蒙寿芝的书法艺术作了如下评价:“三秦近代多书圣,寿老髯翁最有名。一草一行耀百世,右军之后法尤精。”刘先生为人质朴,对书画艺术深有研究,他把蒙寿芝与于右任并称,足显其书法之艺术品位蒙寿芝曾为家人留下不少绘画、书法和篆刻等艺术作品,但不幸先后于战乱和“文革”中或不翼而飞,或被付之一炬,所剩无几,令人痛心。值得庆幸的是,蒙寿芝手书的《千字文》真迹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整理出版。《蒙寿芝书千字文墨迹》一经面世,便引起书画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该书先后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渭南市档案馆等数十家单位收藏。民国以后,蒙寿芝长期寄身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他虽然身在异地,却情系桑梓,忧念苍生。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前后,陕西连年大旱,全省九十县,八十八县成灾,关中地区三年六料绝收,长流不息的渭水干涸,夏秋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载道,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八年年馑”。加上当时兵荒马乱,民国政府赈济不力,陕西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寿芝时旅居沪上,得悉这一惨状,哀恸不已,忧心如焚,他很想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然一介清贫之士,并无多少积蓄。情急之下,他一改平生不以卖艺筹财获利之信条,在上海、南京举办书画展。他深厚的艺术素养和为赈灾义卖的拳拳之情强烈地震撼了人们,其书画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他把义卖所得一文不留地用于赈济灾民,这一义举得到书画界同仁和乡民的高度赞誉。蒙寿芝去世后,于右任先生在悼词中对其作了高度评价:“惠被关中,泽施河内。哀鸿反哺,思犹己饥”。 蒙寿芝虽然潜心于书画,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方外之人。他是非分明,心存大义。尚镇圭是陕西大荔人,辛亥革命元老之一,“中华民国”开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二七”惨案后他不畏吴佩孚之淫威,提出查办吴佩孚。他去世后,孙中山先生亲书“浩然正气”挽词,另一位辛亥元老、湖北钟祥人彭养光为尚镇圭撰写了墓志铭,铭文由蒙寿芝手书,字体刚劲流畅,灵姿秀出。由蒙寿芝为尚镇圭书写铭文,固然与其书名、同乡之谊相关,同时也彰显了他对革命的支持以及对仁人志士的崇敬。 古迹遗存成镇馆之物 1997年夏,在西安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中日友好书协交流会上,笔者特意拜访了原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当代书法大家刘自犊先生。刘先生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一次,刘先生在麟游县参观该县文化馆时见到蒙寿芝的一副对联,该联落款为“邋遢僧”,讲解员不知邋遢僧为何许人,便说可能是个和尚。刘先生闻言立即予以澄清,说邋遢僧并非和尚,他有家有室,自己年轻时拜访过此人。后来,笔者专程去麟游县文化馆见到了这副对联:“古迹虽陈犹在目,春风相遇不知年。”笔者有意求购,被馆长一口回绝:“这是镇馆之物,多少钱也不卖!” 如今,蒙寿芝先生辞世已近七十载,他生前既未博得高官显名,死后亦未留下万贯家产,但他的艺术作品是留给后人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他的人品艺德必将溉泽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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